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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灭亡的原因是科举?百姓苦役,天下思乱才是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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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4 11:20: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这个地摊报告文学充斥着各种主流自媒体的时代,居然还有人对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在中国持续影响了1300多年的重要政治制度--科举。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说啥隋文帝创立科举选官产生士大夫阶层的制度是直接导致门阀士族反扑统治阶级的主因。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隋朝灭亡的根源不是科举制度,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打击门阀世家而导致的反扑。真实情况是隋炀帝近乎疯狂地滥用民力,以及在南迁、东征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严重失政,才能当得上亡隋之要因。
首先,隋之科举与自宋朝以来的科举完全不同,甚至相对于唐朝科举也处于初步阶段。如果“科举打击门阀”的观点成立,那么平民老百姓至少要拥有“参与科举考试的权利”。换言之,普通百姓应当有“投牒自进”的权力,并不需要公卿大臣及州郡长官推荐才能报考。而隋之科举,恰恰在“投牒自进”上有非常严苛地限制,即报考者需有五品官举荐。
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隋书·卷三》
自东汉以来州郡地方豪族士族化,而北朝已降,延绵几百年的北方士族愈发枝繁叶茂起来。这一士族阶级的庞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僧多粥少的困局,所以说当时的官员,包括五品官以上者,绝大部分都由世家子弟出任是不足为奇的。早在北魏中晚期崔亮就曾经对当时冗官现象上书,勋人甚多,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
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唯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魏书·卷六十六》
所以说,需要让庶族地主(以及平民百姓)指望五品已上官员举荐方能参与的科举怎么打击士族?
这些也许并不足以服众,那我们再看看这二世而亡的隋朝执掌机密的中枢机构中有几人是寒门出身。
杨坚朝:
杨素(左仆射),弘农杨氏,父北周汾州刺史,祖北魏谏议大夫
高颎(左仆射),渤海高氏,父东魏龙骧将军、谏议大夫,西魏末年投关中,入周被赐武阳县伯。祖北魏兖州刺史,曾祖父北魏安定郡守。
赵煚(右仆射),天水赵氏,父北周尚书左丞,祖西魏河东刺史。
赵芬(右仆射),天水赵氏,父北周秦州刺史。
鱼庆则(右仆射),父北周灵武太守,鱼公虽然不属于汉人大姓也不属于洛阳鲜卑勋贵之一,但按照《隋书》记载,他祖上早在匈奴赫连氏手下当官,”代为北边豪杰“,至少也是关陇豪佑了。
苏威(右仆射),武功苏氏,父北周司农卿,享北周太祖庙庭,祖武功郡守,”累世二千石“(《周书》)。
柳机(纳言),河东柳氏,夫人陇西李氏武阳房,父北周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祖先后在南齐、北魏为官,曾祖父刘宋任太守,曾祖母清河崔氏。
李德林(内史令),赵郡李氏汉中房,祖父和父亲都是东魏北齐的官员。
杨约(内史令),弘农杨氏,杨素的弟弟。
韦士康(吏部尚书),京兆韦氏,周上柱国郧襄公韦孝宽之侄,夫人河南元氏,祖父、曾祖父都是北魏郡守,”世为三辅著姓“(《周书》)
卢恺(吏部尚书),范阳卢氏,父西魏中书监。母河南元氏。
辛彦之(礼部尚书),陇西辛氏,父北周渭州刺史,祖北魏凉州刺史。
牛弘(吏部尚书),父西魏工部尚书,祖安定郡守。
元岩(兵部尚书),河南元氏,父魏敷州刺史。
贺娄子干(工部尚书),父北魏右卫大将军,祖北魏侍中。
元晖(兵部尚书),河南元氏,父北周尚书尚书左仆射
苏孝慈(兵部尚书),父北周兖州刺史(按《隋书》),祖父黑城镇主(按墓志铭)。
李元通(兵部尚书),寒门 (父亲是杨坚父杨忠手下的士兵)
皇甫绩(刑部尚书),安定皇甫氏,父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祖西魏陇东太守
薛胄(刑部尚书),河东薛氏,父北周蔡州刺史、文成郡公
袁聿修(刑部尚书),陈郡袁氏,父北魏中书令
宇文弼(刑部尚书),河南宇文氏,父北周宕州刺史,祖西魏钜鹿太守
长孙平(民部尚书),河南长孙氏,父北周柱国大将军
张煚(民部尚书),父北周雍州刺史
斛律孝卿(民部尚书),父高欢爱将,东魏大都督,世为鲜卑豪酋
厙狄嵚(民部尚书),父北周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诸军事,安定郡公,祖北魏上洛郡守,曾祖父北魏武威郡守,“世为豪佑”(《北史》)。
刘仁恩(刑部尚书),弘农刘氏,父魏侍中,开府,嘉山桓公。
郭均(兵部尚书),太原郭氏,父西魏酒泉太守、固安县开国男,祖北魏东莱太守。
冯世基(兵部尚书),上党冯氏,但上党冯氏自东汉以后就罕见于史书,故暂定为寒门。
窦炽(太傅),父北魏平远将军,”累世仕魏, 皆至大官“(《周书》)
于翼(太尉),我儿子,祖北魏荏平县伯,陇西郡守。
李穆(太师),祖北魏高平镇都督,曾祖父北魏子都督。
以上是隋文帝时期的所有宰相及六部尚书,寒门占比只有 6.25%而已。
杨广朝:
杨素(尚书令),弘农杨氏,父北周汾州刺史,祖北魏谏议大夫,祖先按照史书记载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山相杨结,杨素这一支,世代为官。夫人荥阳郑氏北祖房。
苏威(右仆射),武功苏氏,父北周司农卿,享北周太祖庙庭,祖武功郡守,”累世二千石“(《周书》)。
杨文思(纳言),弘农杨氏,父北周小冢宰,和杨素不是一房,却共祖中山相杨结,同样是关西孔子杨震直系后代。
萧琮(内史令),兰陵萧氏,父西梁明帝,祖西梁宣帝,曾祖父梁昭明太子,高祖梁武帝萧衍。
元寿(内史令),河南元氏,父北周凉州刺史,祖北魏侍中、昭陵王。
牛弘(礼部尚书),父西魏工部尚书,祖安定郡守。
崔仲方(礼部尚书),博陵崔氏,父北魏侍中,北周安国公,祖北魏吏部尚书,曾祖父北魏光州刺史。
宇文弼(礼部尚书),河南宇文氏,父北周宕州刺史,祖西魏钜鹿太守
杨玄感(礼部尚书),弘农杨氏,杨素的儿子
杨义臣(礼部尚书),父北周仪同大将军。
段文振(兵部尚书),父北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祖北魏沧州刺史
梁毗 (刑部尚书),安定梁氏(此处按《隋书》和《北史》,但我猜测西魏以来卷土重来的东汉大族安定梁氏有可能是匈奴混入),父北周沧、兖二州刺史,祖魏泾、豫、洛三州刺史,郃阳县公。
卫玄(刑部尚书),父北周侍中、左武卫大将军,祖北魏司农卿。
长孙炽(民部尚书),河南长孙氏,父北周熊州刺史、平原侯,祖西魏太常倾,冀州刺史,曾祖父北魏上党文宣王。
樊子盖(民部尚书),父北齐仁州刺史,祖梁越州刺史。
韦津(民部尚书),京兆韦氏,周上柱国郧襄公韦孝宽之子,祖父、曾祖父都是北魏郡守,”世为三辅著姓“(《周书》)
宇文恺(工部尚书),父北周大司徒
杨约(内史令),弘农杨氏,杨素的弟弟。
裴矩(“兼长兵部事”),河东裴氏西眷裴,父北齐太子舍人,祖北魏东荆州刺史
裴蕴(”参掌机密“、”参掌朝政“),河东裴氏南来吴裴,父陈都官尚书,祖梁卫将军
虞世基(”参掌朝政“),会稽虞氏,父陈太子中庶子,祖通直散骑侍郎、中书舍人,曾祖平北始兴王谘议参军,高祖梁廷尉卿、永嘉太守。
宇文述(”参预朝政“),父北周柱国大将军、忠城郡公,祖父和曾祖父是沃野镇军主。
萧瑀(“委之机务”),兰陵萧氏
韦冲(民部尚书),京兆韦氏
杨广一朝,我能找到的中央官僚里,有22个士族,0个寒门。寒门占比0%。并且,这些人里没有一人是科举出身的。三省六部里面各部长官,竟无一人是寒门。因此,终隋一朝,我们很难看出科举对打击士族有任何实质性作用,而被认为用科举打击门阀的杨广一朝,反而在中央寒门占比这个数字上继续下降,至0%。
所以,“隋朝科举打击门阀”的力度恐怕甚小,因此有了科举,门阀士族被打压,门阀士族反隋这条逻辑链的存在性很低。
但很多人又说了,隋朝是打击了关陇门阀导致其反弹而灭亡的。那么我们继续探讨一下这个“关陇亡隋论”,表面上确实有一些证据。首先,我们知道很多反隋的统治阶级成员的父祖都在西魏、北周做官,例如李渊、李密、杨玄感、宇文化及等。
我们如果深挖李渊太原起兵的人员构成,便可看出,李渊反隋并不具备”关陇性质“。若当真存在一个”关陇集团“,且李渊代表了”关陇集团“的利益,那么参与李渊反隋一事应以关陇人士为主才对,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资治通鉴》明确记载李渊起兵时候跟着的人如下:
裴寂等上渊号为大将军,癸巳,建大将军府;以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仍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彟为铠曹,刘政会及武城崔善为、太原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邽姜謩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属。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谘议谯人刘赡领西河通守。--《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
这些参与者中,除了无法考证出身的王长谐和阳屯外,其他人员出身分布如下:
关东人(东魏北齐旧族后裔)有:唐俭、温大雅、温大有、刘政会、崔善为、刘赡,占比40%
本地寒门有:武士彟、张道源,占比13%
关陇人(西魏北周勋贵后裔)有:姜謩、裴寂、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窦琮,占比40%
江南人(南朝士族后裔):殷开山,占比7%
仅从这份名单来看,关陇人士占比并不高,与关东持平。但李渊起兵名单中关陇关东各占一半的分布,却符合我们对北朝末年地缘政治的认知:山西一部分被西魏北周占据(河东为主),另一部分则被东魏北齐占据。而关陇人士的基数应该很大,毕竟最后北周灭北齐,完成了关陇政权对山西全境的覆盖。李渊元从名单另一个特点是本土化:武士彟、张道源为本土寒门,而温大雅、温大有、裴寂、刘文静虽然父祖所属的统治集团不同(故有关陇、关东之分),但本质上都是山西本土人。因此,李渊起义的本质,与其说是“代表了关陇集团的利益”,更不如说是一次典型的地方掌兵者在王朝落难后的投机行为。我们接下来便探讨“王朝落难”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影响。
我这里并不否认关陇人士对非关陇人士是有所排挤的,这点从《周书》、《北史》、《隋书》里的各种地图炮便知端倪;我亦不否认杨广一朝开始重用非关陇人士,毕竟这点在上述的中央高官统计有所呈现(虽然关陇人士占比依然很大)。在杨玄感起义上,很多中古史学者通过列举参与者家世得出杨玄感起义颇具关陇性质的结论(例如黄寿成、韩昇等。对杨玄感起义的性质分析本文不再赘述,但参与者名单上的关陇人士占比确实接近100%,远大于李渊起义)。这里我们不再强调“名单列举法”存在“混淆条件概率”的风险。然而,即便承认杨玄感起义的关陇性质,我们也很难得出“关陇集团反隋”是亡隋主要原因这一结论。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发动军事叛乱,不仅需要“动机”(例如关陇人士蛋糕被分,etc.),还需要时机。而恰恰是杨广的各种失政行为,为统治阶级内部叛乱提供了时机。这里的时机,便是王朝落难,即(各地庶族平民起义导致的)王朝合法性的缺失以及王朝兵员的分散,皆拜杨广所赐。
种种迹象标明,是“天下大乱”在前,杨玄感起义在后,而非反之。杨玄感于大业九年(公元613年)起义,
但早在大业七年,庶族和平民的起义业已遍及隋朝各地:
隋大业六年(610年)六月 尉文通起义
隋大业六年(610年)十二月 王万昌起义
隋大业六年(610年)翟让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王薄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刘霸道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孙安祖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高土达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 窦建德起义
隋大业七年(611年)张金称起义
即便在当代政治,政权合法性也是统治者安身立命之基础,而在迷信思想严重的中古时代,我们可以想象统治阶级内部的野心家们在隋天子结怨天下后的蠢蠢欲动。客观上,反对一个失去合法性的王朝要比反对一个得民心的王朝廉价的多:毕竟吊民伐罪更容易获取民众支持,而且新王朝的统治成本也会比较低,因为“前任”太差了。史书上也对这段分析有着比较直接的佐证:
于时百姓苦役,天下思乱,玄感遂与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议 -- 《隋书》
这里的“百姓苦役,天下思乱”便是杨玄感起义的时机。而另一个诱因便是杨广固执地二次征辽,导致后防兵员不足。这个基本历史事实本文不再赘述。
而李渊起义的时机,与杨玄感起义的时机何其相似,都是天下大乱之际(相比之下,李渊起兵时各地起义已成无可救药之势),主上失策之时。刘文静为李渊谋局的话语便是此时机的直接佐证:
“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 --《资治通鉴》
这里“群盗殆以万数”便是天下大乱的大背景,而即便如此杨广却依然固执地“南巡江、淮”,自弃两京,此处的“乘虚入关”便是统治阶级内部叛乱的本质:杨广自己为李渊造反制造时机。
综上所述,“科举亡隋论”以及“门阀亡隋论”皆可休矣。隋朝科举之力度极小,在性质上和效果上都难称“打击门阀”之举。同时,虽然以李渊、杨玄感为例的统治阶级内部叛乱给予了隋朝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但这些叛乱的本质,与其说是“关陇集团反隋”,倒不如说是“王朝合法性缺失”以及“主上失策”背景下的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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